昨日，王安忆、舒婷、麦家、杨键、徐则臣、谢有顺、陈超等国内著名作家、文学批评家，做客文化周末大讲坛，围绕文学与地域、文学与历史展开了生动讨论，并与东莞观众进行了亲切交流。

　　王安忆，著名作家，复旦大学教授。代表作有《小鲍庄》、《长恨歌》等。曾被授予“最杰出的华文作家”称号。

　　舒婷，著名现代女诗人，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，与北岛、顾城齐名。

　　麦家，著名作家，编剧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解密》、《暗算》等。中国“新智力小说”的开创者。

　　杨键，著名诗人。著有诗集《分别的，镜子的》、《暮晚》等。

　　徐则臣，著名作家。第四届春天文学奖得主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午夜之城》等。

　　谢有顺，青年评论家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。出版有《活在真实中》、《话语的德性》、《先锋就是自由》等。

　　陈超，著名评论家。主要作品有论著《生命诗学论稿》《打开诗的漂流瓶》等。

　　关于东莞

　　关于故乡关于历史

　　王安忆：我经常写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城市。在上海我会经常听到与东莞有关的事情。人们给我描绘的景象是：一方面，东莞很复杂、很蛮荒，另一方面，他的生产力很发达，到处都是店铺和小工厂。它在南方，气候湿热，欲望也比较骚动。所以在我的小说里，我让我的女主角在东莞发生了一段婚外情。当我去写这段婚外情的时候，我写他们两个都是贩运服装的个体户，在一个小旅馆发生了这样一段感情。事情发生后，从窗户中看出去，这个城市，到处都是天线杆子，然后还有空调的外机，还有很多塑料袋。

　　这个城市离我很遥远，所以我写的时候没想过要负什么责任，我就那样写了。

　　我从来没来过东莞，但今天我来了，没想到它是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城市。一个人大概只能写两种地方，一个是他生长的地方，比如说上海，我生长在那里。因为上海对我来讲，是和我的生活经验在一起的。我要谈的上海一定是和我的成长、感情、欲望联系在一起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你可以赋予它很多想象。今天东莞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，但是以后我恐怕很难再写东莞了。

　　舒婷：我到过东莞几次。在东城区住了几天，还写了一篇文章。我跟安忆不同，她在的那个城市是灯红酒绿的，而我住的鼓浪屿是连自行车都没有的。但是我已经不能离开热带，不能离开海了。鼓浪屿是我写作的母体。

　　关于故乡

　　徐则臣：我的小说，最常出现的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北京，另一个是花街。我的故乡不在那，但花街适合我文字的感觉。我慢慢地把故乡发生的事情搬到花街上来。原来一条很短的街现在越来越长，我希望它逐渐从一个小地方，变成一个大世界，世上所有的事，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发生。我也没有把花街作为我的故乡或者和故乡等同的地方。花街是我文学的故乡，文学的故乡和心灵上的故乡是不能重合的。

　　麦家：作家和写作有两种关系。一个是作家尽量去熟悉他的故乡，如安忆对上海的大街小巷、一只灯笼的颜色、白天和夜晚水流的不同声音，都尽量地去熟悉。还有一种是把故乡忘掉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漂泊的、精神上没有故乡的人。我的写作，没有故乡。我笔下那群人物就不允许他有故乡，他们是一群隐姓埋名的人。我的人物不能有真实的名姓，我的小说也不能写棵像样的树。如果我写到一棵芭蕉树，人家就可能想到是海南，我写了一棵桉树，人家就可能想到四川，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泄密了。这个是对我的挑战，所以我只能尽量地忘掉故乡。

　　杨键：诗人和地域的问题实际上是诗人和故乡的问题。21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是我们丧失故乡的进程。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自然的国度里，工厂一旦出现，故乡的观念就开始不断地消失。中国的文学是和自然发生最水乳交融关系的国家。我觉得诗人的一个天职是还乡，要还自然之乡、人文之乡，还要还心灵的故乡。这是诗人或是文学家最严峻的使命。

　　关于历史

　　谢有顺：作家写到的生活，都是他的生活，他的历史，地方也是他的地方。这是作家观察生活的方式，他是带着一个“我”（指的是作家自己）来看生活、历史和地方。文学是活体的历史。历史学家对清代会下历史的结论、政治的结论，但是，清代人如何穿衣服、骑马、喝茶、如何度过业余时光，要靠文学来保存。文学保存的是一个社会的肉身状态。它不是一个思想结论，它写下的是活生生的细节，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个人的历史，是作家理解中的肉身生活，是有价值的。

　　王安忆：我曾经遇到一个很严肃的批评家，他看过《长恨歌》后跟我讲：“安忆，大东西和小东西不能等量齐观。”我是一个不太能接受别人意见的人，但是他这话对我震动很大，他说到了我的要害。我其实是一个不太懂得掌握大东西的人，而作家应该是要有这种能力的。就像一个音乐家，他不写交响乐是不行的。大小还是能够标示作家的高和低的。所以说，历史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　　可惜得很，我生活的上海这个城市是一个很没有历史感的城市，你到北京去，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整个表情很有历史感。它的历史感恰恰表现在他对时间的那种从容上，它的市民是这样过来的，眼看着起朱楼，眼看着宴宾客，眼看着楼塌掉。它对时间的从容感，是像我这样在上海生活的人没法体会的。上海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城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和历史的关系是很隔膜的，要透过这个隔膜，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

　　关于阴谋

　　舒婷：麦家的人物都是隧道里的人物。没有地域的表征，可是人物性格有地方人物的性格，你说对不对？（把话筒递给麦家。）

　　麦家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阴谋，（观众笑）目的就是想把话筒转到我的手上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小说也是一种阴谋，是对生活的阴谋。陈老师，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？

　　陈超：小说和生活互为阴谋吧。《西游记》给我们就是个阴谋，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天真可爱的造反者的形象。我们被骗过，就把孙悟空当成反封建的偶像。上天入地，金箍棒乱打一通，斩杀妖魔。但是，孙悟空最后其实被归顺了，是被改造好的形象。贾宝玉多愁善感，又写诗，又喜欢那么多女孩，会觉得贾宝玉是个很柔弱的形象。这涉及到小说的阴谋问题，贾宝玉真的是个很柔弱的形象吗？肯定曹雪芹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，贾宝玉在内心要比孙悟空坚强得多，贾宝玉向整个的人生那一套成功模式byebye。所以刚才麦家说的阴谋不是贬义的。阴谋正是有意思的地方。

　　谢有顺：小说是对生活的阴谋，贾宝玉的内心比孙悟空更坚强。陈超帮媒体连小标题都想好了。（观众笑）

　　我第一次来东莞